回复 22# 汪焕文
祖父的书 (2011-04-18 22:04:57) 转载
祖父的书 我的祖父李硕成是小吏港地区有名的文化人，解放前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当过怀中分校教导主任，后来又教过多年的“经馆”。祖父淡泊人生，不慕富贵；不置良田，不造华屋。从年轻时起，就将自己的劳动所得致力于藏书，并从事《孔雀东南飞》的研究。我们家乡早有“上会”的习惯，不少人得会后，总是将这一笔巨款购置田产留给儿孙。1934年，祖父得会了，他将得会的1000多块银元，从安庆购来了十几车书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无所不有。有不少是由一个一个大木箱分装的丛书，如《汉魏丛书》、《文渊楼丛书》、《诸子集成》。一部明隆庆四年校刊的二十四史，分装于两个书箱内，大约有好几百本。祖父藏书不乏珍本，如《惜抱轩全集》的初版刻本；《韩昌黎集》系明徐时泰刻印的40卷大字本。这些繁体竖写的线装书，部分书由洁白的宣纸印刷而成，帧装雅致，厚实大方，即使不读，仅仅抚摸着或者看上几眼也是一种高级享受。 祖父特别爱书。他要我们看书前一定要洗手，更不容许我们用手指沾口水翻书。每年的梅雨季节，祖父总是要我和父亲将它搬出来见见阳光，晒晒蛀虫。有的书封面坏了，祖父便用牛皮纸重新装上封面，再用线装订好。因为是线装本，在书橱里平行放置，祖父便在每本书的底端，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书名，查找起来十分方便。 土地改革时，因为祖父名气太大，又是读书人，而被划入另册。但是又由于祖父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人缘好，土改工作队进村时，得知我家除了两房子古书，别无它物，也就没有将祖父当作阶级敌人看待，反而让祖父当上了县政协委员，这些古书也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。1966年“文革”火起，年幼无知的造反派娃娃，按照当时的舆论导向，认定保存这些东西是封、资、修，是因为想变天。质问我：“你祖父抄什么孔雀东南飞，为什么不抄‘毛选’？孔雀‘东南’飞，那不是飞到台湾去了吗？你祖父为什么不让孔雀飞向北京？你李智海肯定是美蒋特务，反动透顶。”他们将书搬到村前，淋上煤油付之一炬。幸亏，我的祖父在1962年去逝，老人如果健在，看着他终生节衣缩食购来的珍贵古书，在烈火中化为灰烬，他会嚎啕大哭，甚至会与红卫兵拼上一条老命的。 祖父除了藏书，还写了书。他执教之余，毕生从事先秦文学研究，和名诗《孔雀东南飞》的考证工作，著述甚丰。在早年的《国粹学报》上，发表过不少关于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研究文字。祖父从40岁起，即着手于《庄子通义》、《扬子法言》、《老子疏证》、《周易我见》等书的写作。文稿写在大八开毛边纸装订的本子上，祖父不分日夜地在方格内写着。书稿用毛笔竖写，由于在双页内插有格子纸，写出的文稿看起来整齐划一，大小一致；字又写得一笔不苟，看起来很是漂亮。 这几部书稿，祖父修改又誊清，誊清又修改，已经是六易其稿了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祖父停止了写作。祖父的《庄子通义》和关于《孔雀东南飞》的考证文章，我曾寄给前安大教授、叔父的朋友刘天予先生看过，1957年我在合肥读书时，又请张涤华教授和李吉行教授过目，他们都认为很有价值，可以出版问世。祖父的全部手稿，我一度装在一个特置的木箱内带在身边。后来考虑到放在学校不安全，便将木箱带回家中。到“文革”火起，被造反派娃娃们当作“伤天害理”的大毒草而将其消灭。祖父如果从冥冥中醒来，他会捶胸顿足，仰天长嚎的！ 装祖父著作的木箱，至今还留在了我的书房，而书却没有了；文革中被我偷偷保存下来的百余本线装书，如今也摆在我的书架上。我做过许多梦，多次梦到祖父的书失而复得。每当祖父的学生问到祖父的书，著的书和藏的书，我总是避而不谈，以免引起阵阵心疼。特别是祖父抄的书和著的书，如果我带在身边，也许不会丢失。我愧对祖父。想起祖父的书，我常常牵肠绞肚，心焉如捣。我在出版《小吏港随笔》时，本来打算在书的扉页写上“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祖父李硕成”，终因我无法了却小吏港乡亲父老对我家族太浓的情和太多的关爱，我才写上“谨以此书献给故乡小吏港的乡亲父老”这样的话。 祖父藏书的被焚，使我痛惜；祖父著作的丢失，成了我今生永恒的心病。如今，孔雀东南飞文化园面貌一新，《孔雀东南飞》研究后继有人，祖父是可以欣慰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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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5-23 14:08
